儿科研究：如何修复一个为成人构建的临床试验体系

儿科临床试验往往沿用为成人建立的“试验模板”。然而，成人与儿童在生理、发育、心理及药理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，这导致儿科试验在多个关键研究领域的中止率偏高。总体而言，儿童在生理、发育、心理与药理层面与成人不同。儿童并不是“缩小版的成人”，从临床角度看，开展专门针对儿童的临床研究具有重大意义。

儿童对药物的代谢速率可能不同，从而导致疗效欠佳、出现意外反应、药物不良反应甚至毒性反应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特性在不同年龄、发育阶段和认知水平的儿童中也存在差异——从婴儿期、青春期直至青年早期，持续发生变化。在制定给药方式时，还需充分考虑儿童患者的口味偏好和接受能力。有些儿童无法接受特定的口味或剂型质地，甚至难以吞咽胶囊或片剂，此时就需要掩味处理或采用替代性给药途径。此外，与通常依赖标准化终点的成人研究不同，儿科研究的结局指标应当与年龄相适应，并能够敏感反映发育阶段差异。

对此，研究人员正越来越多地采用“适龄化”方法来重新设计儿科试验。临床合同研究组织（CRO）在其中至关重要：既帮助研究团队以合规伦理的方式与儿童患者建立联系，也帮助提升留存。

儿科临床试验中止的原因

基于对 GlobalData 截至 2025 年 5 月的临床试验数据库进行分析，可见若干显著趋势。儿科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为中枢神经系统疾病（211 项），其后依次为感染性疾病（168 项）与肿瘤（152 项）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全球对脑部疾病、儿童感染与肿瘤等领域的关注仍在持续。

图 1：按治疗领域划分的儿科临床试验数量。来源：GlobalData 临床试验数据库，截至于 2025 年 7 月。

进一步分析儿科试验（含暂停、终止或撤回）揭示了更多详情。中枢神经系统领域不仅在试验总数上领先，中止数量同样最高。但从中止比例来看，，其他研究领域的中止率更高——如毒理学试验有 2/5 被中止；代谢性疾病为 29.1%，血液系统疾病为 27.7%。

此外，超过五分之一的儿科肿瘤与胃肠道试验被中止，中止率分别为 22.4% 与 20.6%。从中止发生的阶段来看，第四阶段（上市后研究）的中止数量最多，这表明即使药物在早期阶段进展顺利，仍可能在上市后出现疗效或安全性问题。

儿科试验的高中止率很可能源于其相比成人试验更为复杂、成本更高、周期更长。儿童属于脆弱且难以招募的人群，这也是此类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。美国直到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通过《最佳儿童药物法案》（BPCA）和《儿科研究公平法案》（PREA）对儿科临床试验进行立法规范。

尽管相关法律已实施数十年，美国儿科研究（尤其是肿瘤学）的资金投入仍然偏低：用于癌症研究的巨额经费中，仅 4% 指定用于儿科。根据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预算办公室信息，2025 年 2 月 NIH 提议将对高校的拨款资助比例从当前平均 27%–28% 下调至 15%，这一变化可能进一步压缩儿科研究的可用资金。因此，儿科临床研究人员面临着“以更少资源完成更多任务”的现实挑战。

推进以儿童为中心的临床试验

标本采集是“以少做多”的关键环节之一。临床试验中对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的监测需要定期采血，但低龄患者的采血总量存在严格限制。过量采血可能导致贫血或低血容量性休克等并发症。研究人员还需兼顾患者舒适度，采用小容量采血设备和试管。此外，可制定其他措施为儿科临床试验中的小患者提供便利，例如使用尺寸与年龄相符的血压袖带和套管等医疗设备，并营造出安全、无压力的研究环境。

此外，儿科试验可整合更适合低龄患者的疼痛管理技术。研究发现，通过教授呼吸技巧（如使用派对吹龙玩具等辅助道具）可有效帮助儿童在骨髓穿刺等疼痛操作中更好地应对、降低痛苦程度。另有研究比较了外用麻醉且无分散注意与佩戴 VR 头显分散注意力对儿童静脉置管疼痛感知的影响；结果显示，对照组的情绪性疼痛评分约为 VR 干预组的四倍。

基于儿童患者需要更严格保护这一事实，相关伦理指南也应作出针对性调整。在儿科试验中，这些指南重点关注知情同意的要求——在大多数国家，未满18岁的受试者法律上不能自行提供知情同意，须由父母或监护人代行，而未成年人本人则需表示“赞同”（assent）。从伦理角度，必须以符合儿童认知发育水平的方式向其传达试验相关信息。

除伦理指南外，儿科临床试验还须遵循专门的监管要求。在美国，申办方如欲提交新活性成分、新适应症、新剂型、新给药方案或新给药途径的上市申请，必须同时提交一份初始儿科研究计划（iPSP），即拟开展的儿科研究纲要。同样地，欧洲药品管理局（EMA）也要求提交儿科研究计划（PIP），以确保通过儿童临床研究收集到必要数据。

综合上述因素，临床试验运营方需要调整流程，以提高儿童临床试验的成功率。为提升患儿参与度、治疗依从性和配合度，“游戏化”是一种对低龄患者尤为有效的技术手段——其通过即时多巴胺释放和正向反馈机制发挥作用。通过专门设计的游戏把任务转化为趣味关卡，并将关键指标记录于排行榜，使传统试验中重复性任务更具趣味性。

在关注参与趣味性的同时，实际参与的可及性也不容忽视。去中心化临床试验（DCT）可将大量流程转移至远程完成，极大方便儿科患者及其家庭。传统临床试验模式中，患儿参与往往受限于长途奔波的高成本、照料者带薪假期不足以及兄弟姐妹无人看护等现实因素。DCT模式则有望消除这些参与障碍。根据Clinical Trial Arena在2022年的一项分析，在高收入国家开展的临床试验中，儿科研究采用去中心化元素的比例为11.6%，而非儿科试验中这一比例仅为8%。

临床研究者未必总具备独立运行DCT模块以及以高度“以儿童为中心”的方式重新设计试验的专业能力。而像康缔亚（Caidya）这类临床合同研究组织（CRO），在与儿科患者合作方面拥有丰富经验，可提供临床试验全流程的一站式支持，协助提高低龄患者及其家庭的参与度、保留率和招募效率。通过与临床中心和患者倡导组织合作，康缔亚还能协助优化研究中心布局，扩大受试者覆盖范围。此外，基于在同类研究中积累的实践经验，亦可确保确保儿科研究遵循监管要求并符合伦理准则。

当前，婴幼儿、儿童和青少年在药物可及性方面仍面临差距，健康不平等问题也因此加剧。要弥补临床研究中的这一公平性缺口，需要在多领域协同努力。关键举措包括增加儿科临床试验资金投入，并尽可能提升已开展试验的成功率。

借助具备儿科试验经验的CRO的专业知识与资源，研究者能够获得关键解决方案，以更高效、更经济地开展符合监管要求与伦理准则的试验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努力将真正把儿童患者的需求放在首位。